LiveHouse大調查：商業模式不成熟，靠情懷在堅持創投
提起當下的青年文化，就不得不提LiveHouse。
而如其他青年文化、亞文化一樣，一直以來，LiveHouse都處于一種灰色、地下的狀態。
不過有人曾說，在審美疲勞的當下，任何一種新生代力量，都有著沖擊主流市場的潛力。
事實也確實如此，隨著媒體的關注、資本的介入、越來越多獨立音樂人被大眾所熟知，LiveHouse作為一種小眾的音樂消費形式、生活方式，已經越來越多地被大眾所認知、接受。
但是，LiveHouse不僅對于觀眾來說是新鮮的，對于政府文化監管部門來說也是相對陌生的，文化部門對于LiveHouse往往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別給我惹事”，但在相關法律政策條例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LiveHouse和監管部門之間時有碰撞發生，被禁演、被查封不在少數。
除此之外，由于由于國內的LiveHouse在經營形式上與魚龍混雜的酒吧、club難以區分，消費者對于LiveHouse這種音樂現場的認知極度兩極分化，一些人趨之若鶩，另一些人則難以接受，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LiveHouse的艱難處境。
LiveHouse存在地域差異，南方城市政策環境好更具包容度
保守統計，國內有大大小小LiveHouse不下幾百家，各城市叫得上名字的LiveHouse主要是這些：
可以明顯看出，北上廣深是LiveHouse重鎮，LiveHouse數量在10家到數十家之間不等，而在其他二三四線城市，LiveHouse急劇下降，重慶、南京、西安這樣的地方只有兩到三家。
不僅在數量上存在顯著地域差異，LiveHouse在南方的生存狀況整體要比在北方好。逼哥李志去年在南京開了一家LiveHouse，叫做歐拉（OLA）藝術空間，當時有媒體以《一個穩定的LiveHouse對這個城市很重要》為題對此進行報道。不難看出經濟發展在影響當地人群的消費習慣，以及一個城市對于LiveHouse的包容度。
上海MAO的總經理李大龍告訴娛樂資本論，政府層面也是近兩年才對LiveHouse的存在有了定位，不再把LiveHouse等同于酒吧和夜店。
但在北方地區，文化部門查處LiveHouse的事情依然在上演。西安光圈Club前不久因為消防設施不規范被關門，消防設施建設不到位是硬傷，但西安光圈Club員工也對小娛解釋，消防屬于硬性指標，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難處，比如類似于三平方米只能站一個人這樣的規定會限制LiveHouse觀眾人數，LiveHouse和樂隊不能拿到好的票房就難以為繼。
B10現場音樂策劃人涂飛也認為，“我國關于演出的相關規定政策，幾十年來沒有太大改變，都是跟著大型文藝演出團體的模式在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它已經不太適應目前極速擴張和細化的各級演出市場了。”
事實上，LiveHouse之所以一直是小眾音樂、獨立音樂的代名詞，也是因為一定程度上LiveHouse不受完全的監管，不像其他演出那樣每個節目都需要審批，而這些節目所傳遞的信息也許不是主流所歡迎的。
這種神秘感有時候會造成種種烏龍事件。比如福州有一家LiveHouse叫做海峽搖滾，前不久由于一個樂迷舉報被查，原因竟然是樂迷買票之后發現現場沒有座位。這中間的堂皇可笑可見一斑，樂迷們對LiveHouse演出形式不甚了解，甚至大多數人都不了解LiveHouse在文化部門的監管下幾乎不堪一擊。
海峽搖滾的老板就告訴小娛，他們也會去跟文化部門溝通，但是成本太高，一次溝通差不多要6000塊，在福州這樣的小地方，又不可能把溝通成本攤入門票里面，因此只能場地自己兜著。
即便是對于LiveHouse這個圈子公認的做的最好的B10現場，涂飛也說“我們沒有什么商業模式，一切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華僑城創意園的大力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盈利。我們沒有日常的酒水供應，只在有演出的時候提供少量酒水以解決觀眾的基本需求。沒有演出的時候我們是不對外營業的，因此酒水的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有金主的開分店，沒錢的只能用情懷補貼
在經營運作方面，國內LiveHouse也是百態俱生，大體上分為兩種，個體和連鎖，我們以重慶堅果和上海MAO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運營模式的代表。上海MAO算是國內第一家連鎖運營LiveHouse的品牌，借助較強的品牌效應，MAO已經在重慶、昆明開了兩家分店，在杭州的分店也即將在本月月底開業，一方面是因為對于市場前景的樂觀判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背后有較為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其借鑒日本管理模式也為品牌運營提供了不少方便。
而重慶堅果俱樂部相比較就不具備這些優勢，他們主要是憑借時間早，運營時間久，在當地積累了不少人氣和受眾，因此這么多年堅持下來。
重慶堅果開業于2007年，起初是純粹的演出場所，但是后來因為資金問題難以維系，2009年，武漢VOX LiveHouse加入進來，成為重慶堅果股東之一，隨后堅果開始調整運營模式和盈利模式，成為有演出性質的酒吧，主要收入也是依靠酒水。
大多數LiveHouse都以酒水收入維生，而還有更多LiveHouse不能像重慶堅果這樣依靠苦心經營就能夠支撐下來，能夠堅持下來也只有靠情懷了。海峽搖滾的老板就向小娛坦言，自己開LiveHouse完全是為了給自己的樂隊提供一個可以演出的場所。
有時候演出碰上特別不知名的樂隊，買票進場的觀眾基本上只有個位數，但是為了給樂隊票房保底，海峽搖滾的老板就會用自己的錢去買剩下的門票。海峽搖滾經營了8年的時間，從來沒有過盈利，稍有營收也只是一頓宵夜錢。老板向小娛透露，目前LiveHouse仍屬于燒錢運作狀態，所幸他有一個琴行可以賺錢養家、養LiveHouse。
即便資本進入，LiveHouse文化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國內有幾百家LiveHouse，聽起來規模不小，而在日本，光是東京一個地方就有兩百多家LiveHouse。除了數量，日本LiveHouse文化的成熟還表現在它已經基本取代了KTV，也就是想要唱歌就可以組樂隊、上臺表演，而不是在KTV里面跟著伴奏自娛自樂，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受歌手的待遇，也有成為簽約歌手的可能。
最近正在熱播的日劇《love song》就講述了一個女孩子在LiveHouse里演出被唱片公司相中，簽約出道的故事。
事實上，從對于音樂行業的意義上來講，LiveHouse除了自娛自樂，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為任何一個想要唱歌的人提供表現的舞臺，挖掘新人。要知道逃跑計劃就是最先在北京MAO駐場，隨后為更多觀眾所熟知的；而逼哥李志也是這么全國巡演走過來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也開始布局線下LiveHouse場所了，比如樂視音樂、摩登天空、滾石唱片、十三月文化等等，但是這些大公司雖然有錢，也只停留在投資某一家場館的階段，而沒有大規模圈地擴張，LiveHouse的意義更像是戰略性的，而沒有實質表現。
重慶堅果俱樂部負責人就告訴小娛，他并不看好資本的運作，也不看好連鎖LiveHouse的模式，“畢竟LiveHouse又不是7-11”。地區差異決定了無法在異地復制一個同樣的LiveHouse并能夠恰好控制成本，在一個地方盈利，換個地方就有可能虧空。
上海MAO總經理李大龍說在重慶和昆明的兩家MAO都在盈利，雖然利潤率和上海MAO差不多，但是規模還是比不上上海MAO，因此杭州MAO分店他們就采取了進駐商業綜合體——商場的形式，希望在商業模式上會有所突破。
大部分以個體存在的LiveHouse雖然都在嘗試不同的運營方式，比如和文化創意園合作，和餐飲公司合作，甚至掛靠在廣告公司，但是這里面照見的是LiveHouse生存的尷尬境況。
資本想要聽故事，但是LiveHouse給的故事并不是資本想要的商業故事，更多的是人情故事。如此下去，我們能做的也就是等待伴隨消費習慣轉變，LiveHouse文化成熟，政府逐漸去認識這個新的演出形式，并不斷地去和這個文化相磨合。
誠如B10現場涂飛所說，隨著各地文化與音樂事業的蓬勃發展，有關部門會注意到LiveHouse的存在，并在相關政策法規上盡快做出調整。
當政策環境逐漸變得寬松，觀眾們對LiveHouse的理解更為深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開LiveHouse時，那么這些曾經的開拓者們想必也可以欣慰地成為新一代LiveHouse的觀眾了。
【作者：娛樂資本論（李靜玉、曹樂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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