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媒體“標王”誕生之時，報紙記者連續兩年被評為美國最差的工作觀點
最近，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兩條關于紙媒的新聞交相呼應，折射出這一守舊行當的兩個極端面相：
其一，今年普利策獎名單中，傳統紙媒（更準確地說是報紙）包攬了絕大部分獎項；
其二，美國職業資訊網站CareerCast發布了今年美國最差和最好的工作榜單（根據環境，收入，前景與壓力四項工作指標），報紙記者連續兩年被評為美國最差的工作，排在第二名的是伐木工。
新聞學者邁耶在《正在消失的紙媒：在信息時代拯救記者》一書中，煞有介事地為紙媒定下了確切的死亡日期——“2044年傳統紙媒將走向消亡，確切地說，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報讀者將結賬走人。”——如今看來，這個deadline浮現出一絲迂腐，哪里用的了那么久，你得承認，盡管不易博得專業評委的厚愛，但就信息品質而言，所謂新媒體也早已度過初登舞臺時的草莽階段。
今天不妨談談傳統紙媒的困境與出路——在中國“新媒體標王”誕生之時，談論這個話題倒顯得格外應景。
從最實際的角度，無論美國還是中國，傳統紙媒記者收入并不誘人，收入中位數通常低于白領階層——這也意味著，在基于自由意愿的市場環境中，若你相信成本與代價更能解釋個人選擇的真相，那么，這盞長久以來照耀在媒體行業的聚光燈其燈源一定來自別處，比如被賦予的榮光。
我個人覺得，在某種更接近本質的意義上，媒體可被視為人類“八卦”本能的放大器，是當人類擴充協作體系之后用來識別“異己者”的專業機構，這些認證和識別機構理所應當被賦予“第四權”的美譽，而這也正是所謂“新聞理想”的原始模樣。
而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時代，這種很難量化的搖擺輿論的權力確實很大，甚至如段永朝老師所言：“傳統媒介的存在形態、組織模式、運轉方式，以及在事關意識形態時的論辯姿態，無一不顯示出對‘確定性世界’居高臨下操控與建構的圖謀，而這一圖謀恰恰顯示出，現代媒介是商業社會權勢集團、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合謀的最佳伙伴。用哈貝馬斯的話說，資本主義公共空間的衰落，實質是媒介和大眾批判意識的喪失。”
但無需贅言，互聯網時代，當信息充分流通，每個人都是內容生產者，整個社會自下而上地識別與辨認，從而稀釋了媒體機構權力的濃度——曾被賦予專業人群的權力瓦解于個人細碎的聲音中，它們有的弱如蚊叮，有的聲如洪鐘，這個時候，再用“情懷”甚至道德裝扮這個行業，就顯得非常可疑。
事實上，至少在我看來，通常而言，要求某一特定行業“道德水準”高于其他行業本身即是極其不道德的。某種意義上，這種高要求和“產權邊界”有關。看到知乎上的一個觀點：產權不明晰的地方往往呼喚道德。譬如在公有道路上開車，謙讓成為道德；在沒有明確產權的公交座位，讓座成為道德。“公眾屬性”濃重的媒體行業亦如此，這也成為“強迫”其道德水準高人一籌的理由。
但就像經濟學專欄作家酸湯魚所言：“一個職業群體在一個開放的商業社會中很難具有道德的‘有界性’——也就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比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高很多或者低很多——這是因為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造成的，比如，一個人被社會要求具有和其經濟利益不對稱的道德付出，那么這個人就會想到離開這個職業。這種職業的‘有界性’可能只存在于黑社會成員中，因為這個行業就像佛家所說的無間道，進去了就出不來。”
那么問題來了：傳統紙媒的出路在哪？一個可以肯定的回答是：在“一切皆媒體”的模糊邊緣化之下，從生產到分配，傳統媒體將不再是一條獨立產業鏈，而會溶解在其他產業之中，成為價值鏈的一環。媒體所要爭取的，即是爭取成為主導的那一環。
譬如與進入資本時代的影視行業嫁接。舉個例子，不久之前，出自《時尚先生》旗下Esquire實驗室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殺》被樂視買下了改編權，毫無疑問，這篇被刷屏的文章框架本身即與劇本頗為相近，從而讓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報道收獲百萬級收入，成為媒體組織向“內容服務商”演變的一個好案例。
當然你可能會問，那些嚴肅的深度調查報道是否將日漸式微？
確實，在過去單一鏈條的媒體業，動輒一個多月生產周期的調查報道要擔負巨大成本，但在我看來，當媒體獲得商業資本注入之后，你完全有理由相信媒體之間的互相制衡內嵌在商業競爭之中，從未不必為這種監督冠以情懷之名。我覺得這樣其實也不錯。
哦，最后想說，就好比我們懷疑的是婚姻而不是愛情，傳統媒體的衰落并非從業者本身的失敗，若你是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以獨立匠人之心磨煉手藝永遠是正確的，不要像那些慵懶的前輩們一樣。
【鈦媒體作者介紹：李北辰；微信公眾號：李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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