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入駐上海自貿區背后的中國本土化困局觀點
10月8日，中國專車行業罕見同時發生兩件大事：一是 Uber正式入駐上海自貿區，成立上海霧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21億元人民幣，將在中國投資63億元。二是滴滴快的獲上海政府發放的網絡約租車牌照，系國內首家獲得網絡約租私家車許可公司。
不少人為此雀躍，認為中國專車行業的鐵幕終于被“合法”撕下一塊小口，漏出些許變革力量。但四川省委機關報《四川日報》一篇報道又讓幻象破滅：上海市交委向滴滴快的發放中國首個約租車網絡平臺經營資格證書，并不意味著網絡專車在全國都已合法化，成都的Uber、滴滴司機仍屬違法，被抓到最高罰3萬元。
由此可見，在專車政策尚未明朗的當下，一切喜怒哀樂皆虛無，老大哥仍在密切注視專車行業的一舉一動，就是跑到上海自貿區也沒有治外法權可言。專車不僅要與既得利益集團博弈，還要不斷試探公權力的忍耐底線，同時為未來市場備足糧草。
與易到，神州相比，滴滴快的在華最大競爭對手之一Uber有點等不及了，此次中文名從信達雅的“優步”，變成不知所云的“霧博”，從側面可看出Uber不滿中國市場現狀，以及遭到本土力量強力阻擊受挫后的焦躁。
盡管Uber一直積極尋求中國大陸合法化身份，但始終未果，陸續被廣州，成都等多個中國地方政府處罰。此番正式入駐中國上海自貿區，在華業務也已全部遷移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運行，徹底完成中國本土化步伐，中國也成為而其在美國之外唯一一家獨立公司。
“唯一一家”可看出，中國市場專治各種不服，谷歌，Ebay，雅虎紛紛敗退中國市場就是明證。2014年7月14日，Uber正式宣布進入北京市場，系其進入的全球第100個城市，而此時的中國打車市場早已是紅海一片。受制于外企身份，盡管獲得百度戰略投資，Uber在中國市場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此次試圖以完全中國化的姿勢融入中國市場，被外界認為更多是為討好公權力部門監管需求，獲得合法化外衣，而不再是此前的野蠻式出擊。
Uber公司CEO卡蘭尼克曾多次談到：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太不一樣，除了政策限制，Uber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滴滴快的，以及背后投資方騰訊、阿里巴巴。
Uber自稱已經在積極準備材料，已備申請網絡約租車平臺的許可。不久前，由交通部正在牽頭制定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部分條款被傳出對Uber在中國發展十分不利，倒逼Uber加速中國本土化。
今年情人節，滴滴快的無預警合并，時至今日已發展成為集出租車、專車、快車、順風車、代駕、巴士等業務為一體的“一站式”出行平臺，幾乎成為中國”約車“代名詞，成為現象級產物，此次滴滴快的率先獲得網絡約租車牌照，顯示其已成為專車改革的試點樣板。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滴滴快的很可能提前與各種既得利益部門形成某種程度合謀。而這種特權，顯然沒有Uber的份兒。
在市場布局領域，Uber并沒有多少優勢。對于Uber的低價戰略，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用“低價專車要打擊”予以回應。他認為，對于運營平臺企業，不僅要有資質，更要有對車輛和司機的管理能力。網絡約租車，只代表專車，低價專車不包含在內，約租車的價格要高于出租車，但額度沒有確定，需要再協調。
中國約車軟件觸動太多公權部門既得利益群體，政府在平衡各方面利益以及維穩壓力下，不可能在短期內砸碎包括出租車司機在內的底層勞動者飯碗，甚至還要保護弱小勢力。專車要與這些保守力量博弈，需要有不少妥協空間。加上政府已經手握滴滴快的這一又紅又專的樣板工程，還有首汽約車、飛嘀打車后等各色“官方”打車軟件，作為外來和尚的Uber，此次改頭換面念起來本土經，能獲得官方多少信任和授權，是個大大的問號。
外資銀行入華境遇可為Uber提供參考。花旗，渣打，匯豐等外資銀行入華多年，當下還是定位為服務中高端客戶的私人銀行。究其原因，除了政策限制，他們已無力再與中工農建等本土銀行競爭，尤其是在布局廣大城鄉的零售領域。
此外，面對中國專車市場已出現類“托拉斯”壟斷的非公平市場競爭現狀（滴滴快的占據約90%市場份額），Uber如何在取得官方信任和討好市場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不僅要求Uber中國團隊具備高超的市場策略，還有厚黑的政治智慧，這些顯然不是Uber中文名從優步變成霧博，以及入駐上海自貿區就能找到解決方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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