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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云社曾經低估過成都人對“好玩”的接納程度。

那是2016年的8月，德云社正在準備成都站巡演，而人們對演出效果的預估并不樂觀：首先是場地遠在郊縣，需要觀眾額外付出大量的時間和交通成本；其次是相聲太富有北方方言色彩，很多南方觀眾根本聽不懂。

但到了演出當晚場內幾乎座無虛席，這讓郭德綱不由得在開場感嘆：“你們怎么變得這么愛看相聲了。”

到了2018年，伴隨著《吐槽大會》的爆火，脫口秀演員接盤了這樣的成都市場：無論是今年2月由史炎領銜的獨立商演，還是4月份作為音樂節分會場的閉門演出，即使在不做大規模宣傳投放的情況下，門票依然是很好賣的。

但這種體驗卻意外地僅限于“觀眾層面”。當人們試圖將熱情轉化為生產力，很多事實似乎在暗示：在這樣一個不需要標準普通話的藝術形式里、在這樣一個曾經孵化出“選秀文化”“嘻哈文化”的娛樂城市里，在脫口秀這件事上人們似乎更愿意欣賞而不是參與。

這顯然有違我們的判斷——李誕們“具象化”了這種新娛樂方式的成長潛力，但卻在最娛樂的城市里混亂地像個“江湖”。

現狀：“觀眾開路虎，我卻喝不起樂虎”

脫口秀行業的“江湖”色彩，像極了中國歷史上“最江湖”的兩個時期：春秋戰國和晚唐。

這是兩個沒有絕對權威的時代，諸侯與諸侯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形成了微妙的實力制衡：一技之長更容易出人頭地，也沒有人甘心受到規則的制約——這讓個人色彩濃厚的“俠客”成為了生活新可能。所以你看金庸先生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沒有一個設定在藩鎮制度出現之前的歷史環境里。

脫口秀行業的現狀也同樣如此：表演方式上的低門檻、表演場地上的隨機性、受眾人群的平民化，不僅讓演員們難免陷入“文人相輕”式的彼此不服，就連普通的參與者也能夠從容地在“觀眾”和“演員”之間切換身份。

或許對北上廣這樣集中資源的大城市來說，是一種文化繁榮的標志；但在深居內陸、難免滯后的成都市場，卻成為了最天然的劣勢。

劣勢最直觀的表現之一，是俱樂部幾乎沒有決定自己“作息規律”的主動權。比如作為成都唯三可以穩定演出的脫口秀俱樂部，“無趣”不僅愿意將自己的演出場地安排在西華大學的某個咖啡店里，還將時間安排在了工作日的周三。

要知道西華大學坐落在成都的郫都區犀浦鎮，其區位條件大概相當于北京人民心中的通州、上海人民中心的崇明，總之是一個會被上班族歸類為“出遠門”的地點。

所以這種“非常規選擇”的唯一可行解釋就是為了照顧學生們的觀看，因為只有學生們有閑沒錢，不會像城里面窮且優雅的社會人那樣，總是想著去參加其他更酷更容易社交的娛樂方式，讓辛苦爭取來的場地和演員資源白白打了水漂。

另一個劣勢是參與者有太多在專業技能上“白手起家”，這是多吉的直觀感受。

在他參加的那個俱樂部里，身邊的演員有滿是紋身的龍蝦館服務員；有自己設定了“變態”標簽的醫生；唯一一個看上去專業很對口的相聲演員，在相聲沒堅持下去后去當了《前任》1和2的制片人，至于后來再撿起話筒說脫口秀，主要是因為《前任3》沒有讓他跟投。

多吉覺得也這有個好處，因為“標簽本身也能成為段子，讓每個演員都要講符合自己身份的話，讓自己有辨識度”。就像郭德綱不用解釋，觀眾就知道于謙的爸爸應該叫“王老爺子”或者“歐陽丹青”先生一樣，時間長了就能形成“梗”，而“梗”是每個小眾文化圈逆襲的重要基礎。

但“沒錢更多消費的觀眾”和“不以此為生的演員”兩兩相加，直接導致了成都脫口秀行業整體上的“窮”，涵蓋行業的體量以及演員的收入。

多吉的同事小田就把這種現狀改編成了段子“你們開路虎，我卻喝不起路虎”。

這句話像極了愚人節時假借“開玩笑”之名的表達，因為回到舞臺下的小田還是有些不甘心：“說脫口秀是為了好玩，以及錢。但我太高估自己了，因為我沒賺到錢。希望演完能打車回家，而不是附近找個網吧湊合一宿。”

而小田也不是唯一一個將“窮”編成段子的脫口秀演員。俱樂部的開放麥主持人蔡師傅，就總是在演出中反復提到“0.01”這個數字。

所謂0.01，具體是指俱樂部每周六開放麥的票價，累計賣出了560份。另一個定價0.01元的城市是重慶，銷量是360份；而所謂開放麥，就是演員試段子的演出，就像電腦自帶的游戲“掃雷”。演員們通過真實的觀眾、觀眾的反應，一點點去試探觀眾的G點。

蔡師傅覺得0.01的票價是繞不過去的梗、也是很難提上去的門檻，因為“可惜的是，有時候觀眾不得不體驗到那種被雷炸掉的感覺。”

當然他們也有辦法彌補一下門票上的大出血，比如演員們會插播一些提供演出場地的商家植入。這種通過B端補貼來反哺C端市場的作風，頗有當初滴滴、餓了么以及現在的瑞幸咖啡燒投資人的錢以教育用戶、搶占市場的作風。不同的是，成都的脫口秀不像它們一樣有投資，但又不得不教育觀眾。

然而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比成都脫口秀高的也不僅僅只是票價。

以北京市場為例，脫口秀已經能做到天天有開放麥，周周有商演。笑果文化在去年獲得近一個億的投資；早在2013年，北脫也已經有了商演，首場就賣票近200張；而在成都，每周僅有的兩場開放麥，路費都得演員自己掏；在比2013年晚了5年的今天，商演來了兩百多名觀眾在演員們看來也是件“出乎意料”的事。

所以要描述成都脫口秀行業的現狀，確實是一個外表已經在地上，但也只能“跑江湖”維持生計的“窮日子”，窮到北京2013年的數據，已經足夠讓2018年的成都羨慕。

對于0.01，蔡師傅聽到更加“樂觀”的解釋：“我們也是在做環境基礎，有群體懂得單口喜劇精神，觀眾們有了自己的喜劇審美就好辦了。”

　反思：“成都的脫口秀演員，垃圾”

小田也對成都脫口秀產業的窮有過反思。最后他得出了一個自黑式地結論：“最主要的、根本的、內在的原因是成都脫口秀演員太垃圾，我們深感慚愧。”

事實上，同樣自嘲的說法在每一場的開放麥演出的主持人口中也會聽到：

“0.01能聽到什么好東西，是吧？”

“你們就是來找不痛快的”。

“沒吃晚飯吧？沒事，聽吐了待會兒宵夜可以多吃點”。

這種開場白不僅是在給觀眾打“預防針”，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在降低觀眾的預期。

蔡師傅告訴我，成都的線下演出是從純粹的興趣交流開始的，大多數演員都是業余時間來參與，所以演員的進步多來自自我探索和彼此交流，并沒有經過所謂的系統培訓，天然地和北上廣的演員群體存在差距。

與此同時，目前的脫口秀多是單口喜劇（Standup Comedy），屬于脫口秀的一個分支，是相對西化的幽默方式，多從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經過一些寫作方法加工成段子。其真正內涵在于用大家都能接受的、幽默的方式針砭時弊，或是討論一些新聞和社會問題。

所以不光是成都，其實北上廣的脫口秀是在“收著講”。只不過相應地，成都這座城市雖然以麻辣、牙尖、嘗鮮聞名，但由于起步晚、市場環境成長滯后，導致脫口秀行業還遠遠沒有到“麻辣”的本土體系相融合的地步。

在理論之外，這種滯后的無力感在今年4月的商演中有過一次間接體現：當時一名來自廣東的脫口秀演員回憶童年“窮日子”的時候說，“90年代縣城里開麥當勞是很牛逼的事，巴不得帶著香港親戚去炫耀一下”，而觀眾只笑了一半，因為他的后半句是“薯條漢堡可樂，就是當時人們心里西餐界的三個xx”，非常自然地垮掉。

成都的觀眾肯定有人能聽得懂這個梗，但地緣上的“天高皇帝遠”早已讓成都的關注點更加“市井”，這是擁有先天娛樂基因也無法加速跨越的“磨合階段”。

蔡師傅有過嘗試。作為一個在成都呆了近十年的廣西人，三年前開始組織開放麥的時候，也嘗試找過四川或者成都本土的演員。但進行過無數次試驗，他們卻始終沒有找到除了李伯清那種“散打評書”之外，其他能夠體現“牙尖”“麻辣”文化的方法。

與積極融合成都文化的嘻哈相比，成都脫口秀是一種割裂的存在。

首先是演員和編劇資源的短缺。有的演員因為興趣愛好站上舞臺，用多吉的話來講就是“工作用來養活自己，靠脫口秀來滋潤自己”。對演員來說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說明他們的生存需求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滿足，已經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了。

但對成都脫口秀來說，這并非是一件好事。只能說明成都的脫口秀還處于發展不充分的階段，演員無法投入太多的時間，更不可能有專業的編劇來和演員進行明確的分工合作，所以現在都是由演員“分飾兩角”，承擔演員+編劇的職能。對脫口秀這樣一個需要團隊合作的事物來說，效率太低了。

折射出的現象就是成都脫口秀商業化程度基本為0。演員太少，高質量的演員更少，也沒有成規模成系統的編劇團隊以及宣發團隊。這使脫口秀這種觀眾參與門檻相對較低、內容相對積極有趣的新型娛樂方式在成都長期處于極小眾文化的狀態，無法形成有效的觀眾群。

這也造成了觀眾質量上的欠缺，是一種變相的觀眾資源短缺。使脫口秀商業化最重要的一環出現了斷層，這種斷層比人才斷層更可怕，也更急迫。

作為演出當中的另一極，觀眾的反應是演員創作能力、表達能力、舞臺張力的試金石。蔡師傅說：“因為自我認識的幽默通過了觀眾的審核才算成功。單口喜劇這個舞臺形式是靠演員和臺下的觀眾一起完成的，如果觀眾不笑，那就不成立了，變成了演講。”

笑聲是對脫口秀演員最大的褒獎。但事情常常與愿相違，一般演員在開放麥這種登臺十分鐘左右的演出中，“垮掉”三次，場面就會很尷尬了。甚至會出現讓演員不知所措，陷入忘詞的境地。最后草草結尾，尷尬下場。

如果連續幾個段子沒有擊中觀眾的笑點，場面就會迅速冷靜。或許是段子質量確實有問題，又或許是觀眾還沒有擺脫所謂的“低級趣味”。因為在出現一些關于性、關于惡趣味的段子時，現場的氛圍還是非常熱烈的。

所以小田仍然記得在某場演出之后，因為某位演員的段子垮掉，導致演出剛剛過半就有觀眾陸續退場，整場結束觀眾從開場的62人銳減到26人左右。

當年孫繼海從英超曼城留洋過來后，最感慨的記憶莫過于球隊即使大比分落后，緬因路球場的球迷們依舊愿意歌唱到最后一刻，相信奇跡最終能夠發生；而球員也往往能夠深受感動，迸發出驚人的能量。

如果考慮到當時“聯賽混亂”“國家隊低迷”的大背景，繼海可能是在節目上委婉地提醒廣大球迷們：我們還在成長階段，需要你們相對不計好壞的鼓勵——好在后來這種不友好的觀眾氛圍，通過許家印們的投資得到了一定地解決，也難怪李誕會在吐槽大會上告訴馮瀟霆，麻煩許老板考慮投資幾個脫口秀俱樂部。

所以小田的自嘲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最大的痛點在于沒有多少人愿意等你們成都的脫口秀演員成長了。可能真是這屆“聽散打”長大的觀眾不行。

未來：成都什么時候能不“假打”

成都本地脫口秀并非沒有實現商業化的先例，當年讓李伯清當選第一屆“巴蜀笑星”的改良曲藝形式“散打評書”，就頗有一些“脫口秀”的雛形：以討論新聞熱點或者社會現象為主，以幽默作為主要表現形式，以笑作為表演的最終結果。

“假打”的流行就受益于這種“脫口秀”創作思維。在當初著名的《獅子樓》段子里，“假打”通過請客吃飯、開豪車買單等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的生活場景，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了“愛慕虛榮”、“死要面子活受罪”等公共吐槽形象。

這比用“青史幾行名姓，北芒無數荒丘”來規勸人們珍惜時間的傳統評書要親民得多。

所以即便李伯清的段子里有很多方言梗、地區梗，但即便是外地人也大體能夠從內容主題上快速進入語境，諸如《我是球迷》《散打SARS》《成都夢》等等。

再到后來，李伯清的“散打評書”模式幾乎成為了川渝喜劇的標志，讓幾乎所有瞄準了川渝受眾的影視作品，比如《梅花檔案》《福星高照豬八戒》《檸檬》等都向他發出了邀請。而李伯清也自然成立了工作室，集中開發川式幽默這個大IP，由此完成了從評書人到藝人的轉變，充分商業化使他在這個領域中名利雙收。

但令人遺憾的是，李伯清的影響力在退休之后并沒有得到理想的延續，比如李伯清的徒弟們。

不同于郭德綱和他的徒弟們讓“相聲”家喻戶曉，至少在話題量上迎來了新的行業巔峰，除了李伯清多次“返場”式地參與欄目錄制，成都人幾乎很難將“散打評書”這種藝術形式貼在其他人身上。

這里的“其他人”就包括他最出名的兩個徒弟，閔天浩和廖健，前者安心在四川臺當主持人，后者去開了火鍋店。除了偶爾出演川臺的各類方言自制劇，幾乎看不出來任何多余的“師承”積累。

另一方面的影響力走樣，體現在李伯清的微博微信上。

雖然每逢區域性的熱點出現，李老爺子總會攢出幾條富有方言特色的金句，在社交網絡進行短時間刷屏。可實際上李老爺子的雙微早已經進入了工作室運營狀態，走營銷號段子手的套路，自然也沒有什么關于喜劇行業的內容了。

所以相比于有“相聲”“清口”等語言藝術做底的北京、上海市場來說，傳統積累留給脫口秀的遺產無限趨近于0，畢竟想要實現商業化，首先還是要形成自己的商業運作流程，建立完整的演員選拔培養機制、盈利模式和宣傳系統，這都必然是一個漫長而線性的過程。

更何況在這之前，他們還有一個非常鮮明地任務：如何讓成都人民接受除了李伯清之外，第二個在舞臺上靠聊天混口飯吃的藝人。

所以在被動自力更生的大環境下，成都目前的三個主流脫口秀品牌在彼此的關系非常和諧。比如多吉是噗嗤開放麥的常駐演員，同時也是4Fun校園行的負責人；演員田妹既會參加噗嗤的演出，也會在朋友圈宣傳無趣的開放麥。

而如果深究這三個脫口秀俱樂部的來歷，也能挖掘出不少信息量。

比如噗嗤是由制作《今晚80后脫口秀》的笑果文化打造的脫口秀俱樂部，正在全國各地布點，和當地的相關組織進行合作，然后讓大卡司去一個個“據點”演出，提高他們的知名度，拉攏客戶黏性。他們在成都選擇了過載俱樂部，兩者合作才有了噗嗤×過載。

4Fun俱樂部的前身是牙尖俱樂部，由哈哈曲藝社的田海龍創辦。不同于噗嗤的是，俱樂部內的大卡司不是在各個點上進行巡演，而是以每次兩名的規模來助陣，更好地帶著新手一起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哈哈曲藝社的另一個創始人李陽，也是成都人氣電臺脫口秀欄目《匕陽秀》的主創，這或許能讓俱樂部的作品有機會直接進入大眾輿論層面進行檢驗。所以4Fun咖位雖然不如噗呲，但讓成都本地演員也有了機會。另外還有暫時沒形成俱樂部體量的“無趣”。嚴格說來他們其實是西華大學內部的一個社團，相較于前兩者來講，起步更晚，起點也更低，能做到定時定量地演出就已經竭盡全力，至于商業化就是更為遙遠的事了。

但這傳達出一個正面的信息——成都的年輕人正在關注脫口秀。

或許正是存在這樣的積極信號，才讓大家保持了樂觀的態度。當晚唯一的女性演員劉緣緣就覺得“不斷有人關注就不是壞事，有新鮮血液的注入就不是壞事。”這次演出是她首次登上開放麥的舞臺，23歲的她走出大學還不到一年。對成都脫口秀來說，她又何嘗不是“新鮮血液”呢？

　最后：信仰成都的慢生活

在一篇關于成都的文章下，有網友評論說成都是一個用吃喝玩樂掩蓋野心的城市，“反正我待了9年，從來不知道慢生活為何物。”

他收獲了2900多個贊。

這顯然說明了一個問題：成都留給人們的“慢生活”印象并不是真的慢，沒有哪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可以“發展快”和“生活慢”兼得，否則也難以4年3奪“新一線榜首”。

但成都人骨子里追求閑適好耍的鮮明個性也是真的，不然也不會有遍地開花的火鍋店、茶館、麻將館，以及總讓外地朋友誤會成都人從不上班的春熙路和太古里。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現實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間的選擇題：不需要懷疑一個真正娛樂的東西能不能在成都活下來。成都開放包容之名就是來自于對各種人各種事的接納和兼容，成都脫口秀舞臺上站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演員就是最好的佐證。

在這里，對于好耍的東西，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想辦法多出現在他們面前。

在和演員的談話當中，他們不約而同都談到了成都的城市特性。有人說：“做單口喜劇的演員都比較窮，但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讓窮人活得也挺自在，焦慮和壓力不是特別大。”

也有人發現了一個規律：北上廣做得特別好的東西，大概兩年之后成都就能趕上它們的步伐甚至更好。比如共享出行，在北上廣試運營的一段時間后，成都很快成為了Uber全球發單量最大的城市——而這個數據后來變成了段子，大體的意思是別再跟著趙雷唱“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我們成都人都不愛走，只打車”。

“它們（北上廣）現在脫口秀做得挺好的，我相信兩年后在成都也會開花結果，到時候我們會擁有一批固定的觀眾，買我們的票，看我們的演出，我們也會被邀請去其他城市演出。到那個時候，大家就能靠這個養活自己了。”

言語間，他們毫不掩飾對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更加不吝惜對成都的信心。

對于這樣的說法，為數不多參加過商演的演員羅老師表達了自己的悲觀態度：“說不定哪天就滅絕了”。不是“死”，不是“失敗”，而是“滅絕”。但有趣的是，采訪到的大多數演員都對羅丹有很高的評價，但能力出眾的羅丹為何在這個問題上會和其他演員觀點迥異，不得而知。

或許正應了脫口秀行業資歷最深的人之一的西江月的話——“在中國做脫口秀，做的時間越長，越不是非常看好這個行業。”

但對成都脫口秀的地上江湖來說，故事才剛剛開始。至于會熬多久，誰都不知道。一如我不知道，這周的演出結束后，小田是打車回家，還是在附近找了個網吧。

來源：互聯網指北 作者：melody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