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大衰退已經十年了。
十年后，可能很多人已經忘記了當時全球經濟面臨的艱難困境。但事實上，危機造成的惡果至今還在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很多方面。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著各種困難，貿易摩擦、新興市場貨幣貶值等負面事件持續沖擊著人們的信心。
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1988年中國通貨膨脹、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這不免讓人起疑：為什么總是“8”？2018年的尾巴，是否也有可能出現危機？在此，我們回顧幾次危機的成因和病理，希望以史為鑒，預判危機的到來。或者說，在危機真正到來時，做好準備，減少損失。
兩次大危機
近一百年來，世界一共發生兩次有資格被冠以“大”的經濟或金融危機，分別是著名的“大蕭條”（GreatDepression）和“大衰退”（GreatRecession）。
其中，大蕭條由1929年的美國開始，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席卷全球大部分西方國家，使得1929年至1932年，全球GDP減少了15%。大衰退是由十年前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深刻影響。
這兩次危機都表現為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內的大幅收縮，生產、消費、投資活動以及資產價格都經歷了急劇下滑。人們的生活水平在短時間內發生了急劇倒退，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后才恢復。哈佛經濟學家萊因哈特、羅格夫通過對歷史上100次系統性銀行業危機進行分析得出結論——人均收入回到危機前水平所需時間平均為8年，中位數為6.5年。
盡管結果相同，但兩次危機的成因和病理卻有著不同程度的異同。
大蕭條病理
在1929年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經歷了近十年的繁榮，這種繁榮同時體現在工業部門和資本市場。
繁榮的重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對百廢待興的歐洲國家形成了大量債權和貿易順差，歐洲的資金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美國企業和農民依靠資本流入和出口，獲得了大量盈利，銀行也開始對這些企業大量授信。但是，當歐洲的收入減少導致還債能力開始變弱和進口需求減少，美國的出口開始減少。原本依靠出口的企業和農民收入開始快速收縮，進而造成了銀行貸款的違約。
而在工業部門，十年來的技術創新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卻并未增加工人的工資，盈利都被大企業主所攫取。這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同時，居民的總體收入水平開始減少。收入的減少又導致消費、投資收縮。
這時，開始有企業破產，相應的貸款違約越來越多，銀行系統開始受到侵害，銀行為了自保，開始縮減信貸規模，這反過來又抽掉了企業和居民的救命稻草，導致更多的企業破產和工人失業。同時，需求的減少導致商品和資產價格垂直下降，通貨緊縮進而使得消費和還款更加困難，最終形成了惡性循環。
十年繁榮所帶來的信心竟是如此脆弱，以至于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問題比想象更嚴重時，股市在短短兩個月內徹底崩盤。
此時，美國疲弱的需求嚴重惡化了國際貿易，1933年國際貿易僅僅為4年前的三分之一。歐洲的情況原本就很糟糕，經濟危機則進一步打擊了羸弱的經濟基礎。在崩潰的困境下，經濟危機甚至間接導致德國走向了法西斯主義。
大衰退病理
相比于大蕭條產生于實體經濟部門波動，大衰退的直接原因多被認為是金融系統的失敗，即次貸危機。而其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2007年開始的美國房地市場向下波動。
事實上，次級貸款市場的惡化早在2006年便已初現端倪。2006年前的幾年間，房地產市場持續膨脹，房價在1998年到2006年間上漲了124%。繁榮的背景下，次級貸款大量投放給信用條件較差的購房者，次級貸款占銀行貸款的比例從14%上升到21%。上漲的房價使得變現房子更容易，即使違約，銀行也能輕易收回成本。
同時，金融系統為了轉移風險和攫取更多利潤，在衍生品領域過度創新，發展出了大量像次級債這樣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銀行將房貸打包出售給雷曼兄弟這樣的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將這些資產再次打包賣給投資者，保險機構看到房市的繁榮，也樂得加入其中，為這些產品提供保險。
當這些衍生品出現在市面上時，往往已經離他們的底層資產（房貸）很遙遠了。此時，風險已然很難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了。
2007年和2008年，美聯儲意識到過熱的經濟和資產價格，開始了連續17次的加息之旅。房市泡沫隨之破滅，大量消費者根本無力還款，開始出現大量的違約，越來越多的違約居民被收回住房，但房價的下滑使得銀行形成大量壞賬，甚至少數銀行瀕臨破產邊緣。
風險繼續向下傳導，投資銀行因為衍生品價格暴跌損失慘重，大量贖回造成了擠兌，全球性的恐慌形成了，因為這些次級債券不乏來自歐洲和日本的投資者，全球的股市也開始暴跌。
這時，如大蕭條時期一樣，當泥沙俱下時，信心是最不靠譜的。銀行系統開始惜貸，實體經濟受到了猛烈沖擊，消費和投資萎縮明顯。國際貿易收縮，使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速也開始下滑。于是，次貸危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演化成了全球大衰退。美國實際GDP在兩年內減少了4%，全球GDP下滑了1%。
兩次危機的啟示
總結兩次危機可以發現，在危機前，經濟中的兩個因素甚為關鍵：泡沫和債務。
首先，不僅是這兩次危機，每次經濟的快速向下波動，都會在之前出現生產和價格等方面的異常跡象。尤其是資產價格，在大蕭條時期是大牛的股市，而在大衰退時期，則是上漲的房價。
其次，每次危機都伴隨著債務的累積和違約。大蕭條時期，債務問題源自于實體經濟擴張后的急劇收縮導致的違約。大衰退時期，債務問題則主要由住房貸款違約引致。危機時的債務違約同時使得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遭受巨大打擊。
危機發生時，則有三個互相關聯的表現：需求急劇減少、資產價格下跌甚至通縮、金融市場的崩潰。消費和投資失去信心，又導致商品和資產價格下跌，形成通縮，金融機構受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反過來減少企業和居民的融資，進一步導致收入和需求減少。
危機發生后，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政府采取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危機的演化。很多觀點認為，十年前的大衰退沒有惡化成為大蕭條那樣的悲劇，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及時應對，而美國政府在前期的監管失職卻也是次貸危機爆發的推手。1929年到1933年，時任的胡佛政府和美聯儲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直到羅斯福總統掌權后開始推行新政，才緩解了局勢。
當危機發生后，短時間內，政府所能做的基本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即“救助”。救助失業和貧困人群，以提振需求；穩定價格，以穩定經濟預期；救助銀行系統，以達成“救助”信心的目標。例如，次貸危機后，美聯儲迅速降息，實行量化寬松，以對抗需求減少和通縮；聯邦政府開始增加赤字，以擴大需求、減少失業；金融方面則回歸強監管，尤其是對衍生品市場的管控，增加公眾對金融部門的信心。
危機有多遙遠？
預判危機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若能夠及早發現危機苗頭，也不會有爆發危機的可能。
不過，確實有若干人士成功預測了十年前的金融危機。一篇發表在2009年的文章指出，2000年至2006年間，一共有12位經濟學依據當時膨脹的美國住房市場成功提醒了大規模衰退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席勒。
想要預測危機，上述兩個因素——泡沫和債務，似乎是重要的線索。其中泡沫多是指非剛性需求炒作下的資產價格持續上升。
以美國為例，從股市來看，道瓊斯指數自2009年以來，走出了一輪史無前例的大牛市，就在前幾天還處于歷史最高點，估值過高也成為很多市場人士對美股的評價。果然，美聯儲的加息導致了近幾日美股急速的向下調整和國債收益率上浮。目前看來，似乎又到了考驗信心的時候。
危機之后，美國經歷了十年的經濟強勁復蘇，實體經濟也處在繁榮階段，今年第二季度實際GDP年化季環比增長4.2%，是四年來的最高水平，但高增長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是由于居民收入本質上的增加，還是特朗普減稅政策的推動？美國挑起的對各國的貿易摩擦會多大程度上惡化美國的經濟？
背后的不同因素體現了實體經濟的泡沫程度，需要謹慎判斷。債務方面，美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處于歷史最高水平，達到73.5%。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次的杠桿率最高點也只有72.1%，時間則是2008年9月，正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刻。
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為什么總是“8”？事實上，這其中有巧合的因素，但也不得不說背后有著經濟周期的作用，經過十年的持續復蘇，向下的壓力越來越大。
總的來說，不論是資產價格泡沫，還是債務壓力，美國經濟似乎都處于壓力之中，那么爆破是否只是時間問題呢？仁者見仁，恐怕也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答案。
危機留下了什么？
既然危機不遙遠，那我們是否需要擔心呢？其實不必過分擔心，因為已然有利器在手，這個利器就是政府。并不是說政府應該過多干預經濟，而是在監控經濟形勢時，當好市場的“守夜人”。世界上有責任擔當的政府，在歷次危機中交了昂貴的學費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調控和監管措施愈加具有針對性，也越來越日常化。
我們在觀察兩次大危機時，可以注意到政府在危機前后所扮演的角色。從羅斯福新政，到美國十年前的救助和重回強監管，都幫助緩解甚至逆轉了形勢。這里不得不提的是中國的政策應對，我國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在當時收獲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和好評，因為當時中國的投資刺激創造了對全球經濟的大量需求，極大穩定了全球貿易和實體經濟的信心。
但大規模的刺激也為中國經濟埋下了隱患，在此后十年間，中國延續了可持續性低的投資驅動增長模式。這也是十年間，美國經濟一直在復蘇，但我國卻經歷了急劇增速換擋的重要原因。
投資大量進入國有和傳統部門，形成產能過剩和地方債務，同時供給過剩的情況下也存在通縮的壓力。因此，對于中國而言，更多任務集中在改善供給側結構，而并非危機或者急劇的衰退。主要的原因是并不存在資產價格泡沫的問題，因為已然處于低水平較長時間了。
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國政府針對供給側結構和債務問題，在2015年及時提出了供給側改革，尤其是去產能、去杠桿和加強金融監管，可謂直戳病灶。這反映了我國決策層在應對經濟波動時的決策經驗越來越豐富了。
【蘇寧財富資訊 作者：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