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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實施“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從業人員違規違紀信息共享平臺”之后，深圳又率先發布了全國首個地方性網貸平臺退出規范文件。在國慶長假前，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了《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退出指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退出指引》)。在分析人士看來，隨著網貸集中整改時點漸近，預計還會有更多的網貸平臺主動退出，相關《退出指引》的出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平臺退出的透明度和規范性。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此次《退出指引》中“國資、上市等股東背景的平臺，股東方應在合理范圍內提供資金援助”的規定引發爭議。

提出“三不可”原則

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退出指引》，要求P2P網貸平臺退出行業后遵循三個“不可”原則：網貸機構經營地址不可搬遷、平臺網站不可關閉、平臺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可失聯。

事實上，網貸監管逐步落地后，行業逐步自凈和良性退出。不過，在網貸平臺退出潮中也有不少平臺渾水摸魚。****數據統計，《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實施一年時間，有882家平臺退出網貸行業，惡性退出的問題平臺225家，良性退出的停業和轉型平臺657家。

對于《退出指引》的發布，****研究院院長于百程表示，P2P《退出指引》的出臺，對于保證行業的健康、保護投資者具有現實意義。指引要求在退出期間要做到“三個不可”，確保了整個退出過程中仍可與平臺取得聯系。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薛洪言表示，隨著監管環境趨嚴和整體經營環境的變化，網貸平臺的退出已然成為行業內的一種常態化現象。隨著集中整改時點的日益臨近，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平臺主動退出這個行業，在此背景下，出臺專門的《退出指引》便顯得非常有必要。

“對于已經資不抵債的平臺，由于壞賬等問題，通常很難足額償付投資者的出借資金，便存在破產清算過程中投資人利益保護問題，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退出指引》的出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平臺退出過程中的透明度和規范性，有助于穩定投資者情緒，最大化降低平臺退出的不良影響。”薛洪言進一步指出。

此外，《退出指引》還規定了網貸平臺業務退出的“八大程序”，為平臺有序清退提供指導。其中包括：成立退出工作領導小組、制定退出計劃和退出方案、向協會報備退出計劃及退出方案、協會提出指導意見并不定期組織相關培訓、執行退出方案、按照計劃穩妥推進退出工作、每周向協會匯報退出情況，并就疑難問題及時與協會溝通、落實出借人資金清退工作，全部結清存量項目、全面終止網貸業務。

不良資產處置成關鍵

在網貸平臺退出過程中，不良資產的處置是關鍵環節。對于不良資產處置，《退出指引》要求，網貸機構應制定明確的出借人資產清償方案，妥善清理存量項目，通過郵件、短信等方式將項目到期時間、還款金額、項目是否逾期等相關情況告知出借人。對于存在不良資產漏洞的項目，網貸平臺應根據實際情況，將不良資產清理后剩余的資金，按出借人出資額比例予以清退。網貸機構應根據平臺實際情況對不良資產進行分類處置，最大限度保障出借人的合法利益。

在具體操作上，《退出指引》給出了不良資產處置的四種路徑。《退出指引》指出，具有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集團等背景的網貸機構，應由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集團等提供合理范圍內的資金援助，協助網貸機構盡量縮小不良貸款余額和待償余額之間的差額;網貸機構應加強與第三方不良資產管理處置公司合作，將不良資產整合打包出售給第三方不良資產管理處置公司，最大限度回收資金填補不良資產漏洞;網貸機構應加強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第三方中介服務機構合作，對退出方案進行合規分析和法律風險提示，對資產、負債進行評估，形成合規性報告、審計報告和資產評估報告，協助資產評估變現、組織參與資金清退等工作。此外，不良資產壓力過大的網貸機構可通過并購重組、債權轉讓、破產清算等方式積極籌措資金，同時建立出借人權利保護委員會，公平、公開、透明地補償出借人損失。

于百程認為，在網貸行業監管趨嚴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平臺選擇以停業和轉型的方式退出，并成為目前平臺退出的主要方式。這些退出平臺，有些制定了相應的清償方案，但也有不少渾水摸魚者，名義上停業清盤，實際上在后續清償執行過程中并未按計劃執行，也未受到相應監督。

股東提供援助或成雙刃劍

此次《退出指引》所提及“國資、上市等股東背景的平臺，股東方應在合理范圍內提供資金援助”的規定，看似保證投資利益，卻也引發不小的爭議。

國資、上市公司和風投一向是網貸平臺為自己背書的三大法寶。但隨著網貸監管趨嚴，擁有各種耀眼背景的平臺也接連出現問題。據****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9月17日，累計停業及問題平臺達到3886家，其中有國資、上市公司以及風投背景的平臺有55家(其中3家國資背景平臺已上線銀行存管)，占比為1.42%;已上線銀行存管的民營系平臺有6家。

相較于上市系平臺，國資系平臺出現問題的占比更高。據****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現有223家國資系平臺(包括停業及問題平臺)，其中停業及問題平臺43家，占比高達19.28%。數據顯示，在具有上述背景或已上線銀行存管的停業及問題平臺中，國資系數量最多，占樣本總數的70.49%，且其中有3家已上線銀行存管。

有分析人士表示，這對于行業內許多平臺為了信用背書邀請各類上市系、國資系成為平臺股東的現象有一定監督作用，不過，對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集團化企業等如何對網貸平臺進行資金援助，《退出指引》未給出明確說明。

此外，也有網貸行業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讓國企、上市公司或者集團公司進行資金援助，相當于股東為其承擔了責任，這進一步鼓勵了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對資金的投資行為不負責任，不利于打破剛性兌付。北京尋真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德怡表示，這一規定十分抽象，并未規定援助的合理范圍，亦無具體細節要求,因此很難落實。此外，這一規定還容易給投資者造成國企、上市公司為其旗下平臺提供保證的假象，不利于不同性質的網貸平臺之間開展公平競爭。

國資、上市股東幫助的合理范圍該如何確定?如果比例多的話，是否將變成兜底，使得網貸平臺從信息中介又變回信用中介?在于百程看來，合理范圍應該是根據國資、上市股東的實力與平臺的壞賬之間做一平衡權衡，股東可以通過資產收購、提供周轉資金等方式來進行援助，幫助平臺實現兌付，和完全的兜底、擔保不同。

薛洪言認為，由于網貸平臺的信息中介定位，監管機構嚴禁網貸平臺為投資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所以，在平臺退出處置過程中，便也不能做出平臺為投資人進行兜底的要求，所以，《退出指引》不可能給出具體的比例要求，更多的只是一種不具法律效應的提議和倡導，以期在合規的框架下盡可能地降低出借人的投資損失。至于究竟多大的比例合適，更多的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來源：北京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