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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沖擊與影響，在歷史上從未如今天這樣強烈。眼下，金融科技將成為經濟轉型和金融業升級的必經之路幾乎已成為共識。同時，金融科技并不僅僅止步于通過新技術來提高金融效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金融的結合或將帶來革命性的顛覆，開啟一個全新時代。筆者作出如此判斷的理由有三：一是無論是政府、金融機構、企業還是個人，都充分感受到了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二是因為技術進步也似乎逐漸脫離摩爾定律的束縛，從量變向質變飛躍;三是源于在高速信息化的社會中，眾多潛在的矛盾與頑疾都更加突出，人們期望技術能改變經濟社會中的諸多“百慕大三角”。

哈爾·范里安(Hal Varian)是谷歌首席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研究微觀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的著名學者，他近期撰文提出了計算機和新技術可以從五個方面影響經濟活動，包括數據收集與分析、個性化與定制化、試驗與持續改善、合同管理創新以及協調與溝通。

金融作為經濟活動的“血液”，也同樣面臨著這些技術帶來的新挑戰。例如，面對大數據和小數據，金融活動如何管理和發掘數據的價值才能改善現實金融活動效率與經營業績;更加低成本、便捷、安全、智能地提供個性化金融服務，而不僅是“冷冰冰”的金融產品“流水線”;充分利用線上系統迭代與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不斷優化金融運行的內在“升級”能力;通過大數據加區塊鏈的分布式技術演進，真正解決信息的互聯互通以及信用合約的智能化，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減少金融活動中的溝通、協調、交易成本，改變原有金融產業鏈的分工模式，使“令人生畏”的金融巨頭不再那樣“難以觸及”。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中，中國已成為領航者之一，因為當下互聯網技術應用最大的應用場景在中國。據花旗銀行2016年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0年至2015年間，全球在金融科技上的投資從18億美元暴漲至190億美元，但截至2016年，在美國，有超過50%的小銀行或信用社尚未與任何金融科技企業接觸。據英國金融科技公司協會Innovate Finance發布的報告顯示，去年，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投資總額超過170億美元，相比2015年上漲10.9%，其中，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吸引投資77億美元，上漲84%，是獲得投資金額最多的國家。其次是美國和英國。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日前發表題為《金融科技，中國成為領導者》的文章為中國點贊。

所有這些讓人得出以下結論：一是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圍內成為熱潮，而且近幾年正快速增長，當然也有分析認為增長在近期有所放緩，因為全球都在反思和“擠出泡沫”;二是由于種種原因，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科技應用并未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普及，我們處于同樣的起跑線;三是中國之所以成為“弄潮兒”，可能是由資本驅動、電商經濟擴張、監管寬容等因素所致，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此時的中國金融科技創新正面臨著“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擇。為了避免“贏在起點、輸在終點”，我們不需要“風口的飛豬”，因為摔下來會很慘，而是需要矯健的獵豹;也不需要“彎道超車”，因為彎道失事的概率很高，而是需要在直道上提升“加速度”。簡而言之，我們的金融科技創新要想真正成為全球金融變革中的“常青樹”，除了已有優勢，更需激發兩方面的驅動力：一是真正強化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技術對于金融活動的正效應;二是改善技術所伴隨的金融制度與規則，使制度和規則更公開、透明、高效和安全。

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金融科技能夠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能夠使我們看到新金融的活力與魅力。我們應從以下方面重新審視金融科技。

第一，從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過去談科技金融，我們希望科技產業與金融產業互相融合，在思考它們的關系時，我們更多考慮的還是金融對科技的單向支持以及相關部門出臺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時，我們的潛意識都指向金融應當如何更有效地服務于科技創新、科技產業和科技事業。反觀金融科技，我們的思路并不完全是單向的，而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科技與金融的融合—— 一方面會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于金融產業鏈，實現金融功能的優化;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也會帶來一些在過去技術不發達時代難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簡單的虛擬經濟。新金融科技使金融與實體在更多層面上實現了有效融合，虛擬與實體的劃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個金融產業鏈的效率，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正如泡沫是衡量啤酒品質好壞的標準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從經濟科技到金融科技。當我們談論金融科技時，會想當然地認為有些技術非常高大上，因此高估了我國的信息技術發展水平。從技術層面看，我國自下而上的草根創新能力不足，在科技應用層面還有很多短板。例如，國際電信聯盟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在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數排名中，我國位列81位。顯然，發展金融科技不能僅以金融一條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騰飛幻覺”。在去除各類“彎道超車”狂熱的同時，我們要真正推動信息技術與金融技術實現“并駕齊驅”式的進步。

第三，從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等都屬于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是這些要素可能實現的一些效果，比如融資、投資、支付清算和風險管理等。當前，科技沖擊使傳統金融要素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金融科技著眼于功能的實現，典型的銀行類機構變得不像銀行;產品也在不斷跨界，無論銀行理財產品，還是保險公司的萬能險，在某種意義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邊界不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

在新思路導向下，金融科技支撐下的金融創新會從規模導向轉為功能與結構導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優化和落實以及結構的完善，而不僅是爭規模，這是傳統金融機構和新型金融機構都面臨的問題。

第四，從金融技術到金融科學。科學與技術的著眼點不同，科學解決理論問題，技術解決實際應用問題。我們一向重視實用，而科學精神重視“無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評認為，我們只有“技術哲學”，而沒有“科學思潮”。具體到金融層面就是，我們應關注應用層面的技術，關注產品、組織、渠道和客戶這些馬上能帶來效率并改善盈利的模式。從金融科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更應重視金融的制度、規則、文化和生態。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需進一步反思現代經濟金融的科學精神，更應關注金融創新土壤的質量。

第五，從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術改變了原有金融發展中的生態關系。比如金融與實體的分化與融合以及金融模式的分化與融合：不再是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對抗，而是信息化時代的金融;比如金融主體的分化與融合：高效、透明、共贏、持續的金融交易規則改變了“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扭曲局面;比如金融效果的分化與融合：真正的數字普惠金融，實現了科技引領的金融“強身健體”。

第六，從行政干預到市場機制。無論是強調金融服務實體還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監管部門應最大可能地減少對金融的“父愛主義”和“母愛主義”，以此重構更健康的政經生態關系;須告別“拍腦袋”式的決策，理性認識金融科技環境下的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實現“穿透式的監管”;避免制度和規則的大起大落，政策預期不應成為挑戰金融穩定的因素。

必須承認的是，金融科技的使命也是為了改變金融發展中的各種扭曲，以實現新金融技術與制度的優化組合。只講賺錢不講道德會帶來資本狂熱的惡果;只講道德不講賺錢則會有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嚴重扭曲;打著道德旗號為了賺錢會造成更多市場倫理的分裂。有鑒于此，金融科技的根本作用是通過讓金融“走下神壇”，以開放、融合、共贏的理念改變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和產業分工模式。雖然它是一把“雙刃劍”，但是在有效的引導下，它完全能為解決原有難題提供全新的路徑。我們認為，一方面，不管人們對金融科技的內涵有多少爭議，它確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慮潛在的不確定性與新風險來源;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夸大其對于金融穩定與安全的負面沖擊，畢竟最大的風險來源還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門的“主干”上。從整體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會帶來更多的積極因素和進步。當然，最終衡量金融科技變革成功與否的標準既不是讓誰賺了多少錢，也不是無原則地降低門檻，而是它能否實現彌補短板、改進社會福利、增加就業等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目標。

以《萬歷十五年》一書而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說過：“處在一個大時代過程中的個人，往往看不清這個時代的趨勢和精彩。”順應潮流并不意味著會做得很好，但逆潮流終將被淘汰。熱情而理性、勇于探索而堅守底線、國際視野加本土特色，這些都是參與金融科技浪潮的“合理姿勢”。

【來源：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  作者：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