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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西裝革履的Facebook（臉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坐到了美國參議院的聽證席上，他面對的是一群苛刻甚至怒火中燒的美國參議員。在長達五小時的聽證過程中，扎克伯格經受了來自兩黨的立法者的輪番轟炸。同時更重要的是，不僅是在聽證會的大廳里，在其外的廣大的美國社會里，也出現了普遍的要求對Facebook等大科技企業加強問責的情緒。

這不是一起簡單的網絡數據泄露糾紛，而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顯示如何管理網絡數據已經成為美國全社會關心的一個話題，大科技公司與大眾之間走到了一個攤牌的臨界點。

一

由于不當利用用戶數據事件，Facebook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Facebook將8700萬用戶的信息泄露給了研究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而后者將這些信息用于盈利用途。盡管它曾表示這一切都是在它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但調查顯示真實的情況應當是它“明知”或者至少是“應知”。

扎克伯格在聽證會上不得不采取了配合的態度。他在陳詞中承認，在向劍橋分析泄露信息事件上，Facebook犯有過錯。不過他同時強調，Facebook并沒有銷售用戶信息，而是會根據用戶的類別來選擇廣告的投放。在目前的監管體制下，從Facebook承認的事實和美國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來看，也無法說它構成了違法。至于美國立法者如何評估問題的嚴重性，會不會出臺更嚴厲的監管措施，則完全取決于他們自己。

可以說，在政府層面，Facebook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這場危機。不過，它在公眾中的聲譽顯然受到了難以彌補的損害，比如埃隆·馬斯克堅決刪除了SpaceX和特斯拉的Facebook主頁以示抗議，這也許代表了很多對數據隱私問題敏感的網絡用戶的態度。

但另一方面，Facebook坦然接受質詢的做法得到了市場的認可，聽證會的結果在經濟上對它有利。此前Facebook的股價有所下跌，因為投資者擔心數據泄露丑聞可能導致政府出臺嚴格的監管政策，影響Facebook的利潤。然而在質詢結束之后，Facebook的股價上升了4.5%。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只代表投資者的看法，他們關心的是企業的盈利能力會不會受限，并不關心企業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公眾對Facebook的追責以及相關的激烈討論并沒有結束，甚至可以說只不過剛剛開始。

這場質詢的結果可以說是立法者與Facebook之間的妥協。一方面，Facebook得到明確告知，如果不加強內部管理，政府就可能對其進行監管；另一方面Facebook也承諾，要主動承擔起超越于法律要求之外的責任。假如Facebook以后的做法無法令用戶和立法者滿意的話，新的監管法律就可能得到通過。當然政治態勢也是一個影響因素：民主黨人傾向于出臺更嚴格的監管方案，共和黨人則傾向于最大程度地尊重企業的自由。美國國會兩院現在都是共和黨人占多數，在短期而言，這顯然對Facebook是一個利好。

數據泄露丑聞爆發后，Facebook的確采取了整改措施，以顯示它正在回應公眾的關切，打消政府官員的疑慮。在聽證會舉行前數小時，Facebook宣布設立一項“舉報數據濫用獎金”，旨在鼓勵發現和舉報App開發商濫用數據的行為。然而聽證會的一個令人遺憾之處是，Facebook并沒有詳細闡明它的數據收集、保護、傳輸與使用體制，這個龐大的體系內部依然存在著許多灰色地帶，所以也難以阻止未來類似事件再次爆發。

二

新興的網絡搜索、社交媒體等互聯網科技，意味著人們在日常的網絡使用中會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又進一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它意味著真金白銀。一方面，這個市場催生了龐大的黑客產業和數據盜竊行為；另一方面，數據已經逐漸成為一些大科技企業的主要利潤來源之一。

這產生了新的法律問題：如果沒有任何監管，大科技公司就可以任意使用這些數據來謀取利益，然而數據來源于用戶，所以用戶似乎也應該對數據擁有一定的權利，甚至是所有權和決定權，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數據產生的利益，否則就意味著不公正。更不用說的是，企業泄露用戶個人信息很可能造成安全問題，比如用戶被跟蹤、騷擾、監控、襲擊等等。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要嚴格明確網絡數據屬于網絡用戶所有、企業在使用時必須征得同意呢？情況也不是這么簡單。首先，如果要求所有被科技企業收集的用戶信息，在重新使用的時候都必須征得用戶的明確同意，交易成本顯然過于昂貴，難以得到落實和執行。而且在很多時候，用戶也得到了相應的一些便利。比如，廣告企業在得知用戶的消費偏好之后可以提供更符合他們需求的信息，這彌補了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節省了雙方的成本。這樣的信息“分享”其實對消費者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說整個網絡購物產業就是在這種“共享信息”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很多消費者也樂此不疲。

其次，由政府來設立新的監管機制，固然用戶隱私會得到更好的保護，但是監管也會造成巨大的“合規成本”。為了滿足監管規定，企業必須花費更多的資源來建立相應機制。顯然，已有的大企業有更強大的能力來應付監管，而這對創業企業就意味著準入障礙。所以，這不利于新興企業挑戰已有的市場架構，會進一步強化Facebook等大企業目前形成的壟斷地位。而且，無論是在技術還是商業模式方面，社交媒體平臺所包含的復雜性已經大大超出了目前監管者的理解能力。我們很難說企業解決不了的挑戰，政府就能解決得更好，相反這很可能只會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美國有著漫長的自由主義經濟傳統，所以對于歐盟采取的重視網絡隱私保護的監管進路，美國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態度。

三

這是不是意味著監管是不必要的，只需延續現在的做法就好？那也不一定。因為經濟考慮只是一方面，相關的社會影響也需得到考慮。從社會職能來看，企業家只負責發明，發明產生的結果無法預見，也無法控制。扎克伯格自己肯定也不能預測Facebook會引發現在的爭議。無數的人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無拘無束的自由交流，這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情況，必定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如何控制從打開的魔瓶里放出來的新東西，是全社會需要考慮的問題。

社交媒體的本意是促進人們的交流，創造一個跨越時空的共同體，讓社會關系變得更親密，合作變得更多。但事實顯示，社交媒體也很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個人在網絡上孤獨地閱讀文章、觀看視頻，有無數的人試圖左右他們的情緒，或者制造焦慮以創造商機，或者散布虛假的攻擊少數群體的信息來贏得政治上的好處。社交媒體也可能把許多種族主義等方面的極端分子組織到了一起，使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所以社交媒體使用的實際結果，很可能是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

比如，政治廣告的制作者可以根據網民的發帖和瀏覽痕跡來發現其政治傾向，從而向其投放宣傳性的廣告，甚至是虛假信息。這些做法都將固化選民的意識形態傾向。因為網絡正在取代傳統紙質媒體成為公民信息的首要來源，所以這必定會嚴重影響輿論趨勢，并在選舉期間左右選民的判斷。美國大選期間社交媒體上針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假新聞，就為特朗普上臺助了一臂之力。在一國發生政治沖突甚至種族屠殺時，有人可能發動假新聞戰來將受害者污名化，有的人可能利用假新聞來煽動對少數群體的恐懼，為迫害行為提供理由和依據。這些都是全新的情況，不但監管機構無法掌控，連科技企業自己也無可奈何。無論如何，科技企業加強自律都是極其有必要的。

每次科技與商業模式的創新都會帶來顛覆性的變化。我們既要應對變化帶來的挑戰，也必須注意不要輕易否定新事物，扼殺創新的活力。大科技企業在給普羅大眾帶來廣泛利益的同時，也有侵害公眾利益的可能性。只有科技企業、監管機構、公眾全方位參與的動態博弈，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不利一面，發揮其有利一面，讓社會駕馭科技，讓科技服務于大多數人的福祉。

作者| 劉淄川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