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8年資歷的商務影評人告訴我，月入六萬是扯談水煮娛
六年前，一則“影評人月入超六萬元”的爆料引發全網熱議。大家一方面在猜測，這位靠販賣影評就能發家致富的神秘人士究竟是誰，另一方面也對國內影評人的職業素養與存在價值產生了種種質疑。
六年過去了，信息量爆炸、大數據泛濫的今天，觀眾對傳統影評人的依賴日漸減少。而當初那群被網友戲稱為“高級水軍”的商務影評人，更是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前期點評無人問津，影評內容千篇一律，在行業內的存在感越來越低。
老郭便是一位活躍在電影圈子的知名自由影評人，長期接洽各種商務類的影評合作。憑借多年的資歷與豐富的經驗，如今他也算是這個特定群體中的代表人物。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聯系上這位資深的商務影評人，約在一間僻靜的咖啡屋，坐在一起詳細地聊了聊他本人與這個圈子的諸多往事，自然，少不了那次“月入六萬”事件。
老郭從事商務影評人的工作已有8年。
這段職業生涯可以簡單用幾組數字總結：
8年的時間里，他每個月正常量出10~15篇商務影評，累計字數已超過60萬；
他一年工作300天，每天僅休息5個小時，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看電影和碼字上；
憑借大量的商務合作，他的平均月收入能達兩三萬，幾年前終于在北京按揭買房。
01一個商務影評人的日常
每天早上7點，老郭會準時起床，有時要負責送孩子上學。孩子走后，他上午便在家里隨意拉拉片、看看書。下午有片方邀請提前看片就外出，沒有的話就窩在家寫東西。
一篇千字商務稿，頂多一個小時就能輕松搞定。
甲方確認無誤后，他就將這些長評、短片掐著不同的時間點，陸續發布在個人的社交平臺上。微博、豆瓣都是其頻繁發稿的主要陣地。
據他統計，一年三四百條的豆瓣廣播中，有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是商務合作。
工作結束后，再處理一些瑣碎的事情，一直到夜里2點他才入睡。
“現在的生活就是這個規律。”
他一年中有300天是這樣度過的，其余的時間里，有三、四十天待在老家，還有二十天左右會在外地出差，“很少出去旅游，可能也就過年的時候玩玩，更多的情況就是去外地參加活動的時候，順便在當地轉轉。”
每天宅在家里，日常的休息時間只有5個小時，中間還不午休，平時幾乎沒有運動，很難想象他是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與旺盛的創造力。
老郭有屬于自己的一套精神補給法，“我喜歡看書，每天大部分時間也都花在上面，我在書里得到的愉悅程度，比其它東西強多了。”
他說自己每年最大的開銷就是買書，從1994年開始，家里的藏書已多達8000多本，垛起來有十來個立方米。走進他家，最大感受就是，會被倒下來的書砸傷。
至于看書的風格，就跟他的閱片喜好一樣，一個字——“雜”。
在他看來，廣泛的閱讀對影評寫作也很有幫助，“很多電影都會涉及到文學、哲學這些東西，所以你必須也要懂。”
但私好不能當飯吃，精神世界常常與現實狀態相對立。對這群成長于互聯網時代的影評人來說，順應潮流的發展成為了大部分人的共識。
“這圈子里的絕大多數人是普通家庭出身，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生存一直是最大的問題。”
2010年左右，隨著資本介入市場，一批迫于現實壓力的自由影評人，慢慢開始接洽更多商務類的合作，為片方或宣傳方講一些漂亮的“場面話”。
關于商務影評合作的起始時間點，行業內的普遍說法都是在2010年《阿凡達》在中國上映之后（這鍋不要詹姆斯。卡梅隆背）。
8年前，卡梅隆的這部科幻巨制在國內瘋狂收割了13.3億人民幣票房，令中國電影的一眾業內人士目瞪口呆。大家怎么也沒想到，中國的影市居然能炸出這么多的鈔票。
“《阿凡達》上映之前，中國電影的產量偏低，當時內地市場票房的最高天花板也就是4億。《阿凡達》上映后，整個（內地）電影生態改變了。”
一旦發現市場還有無窮的潛力可挖，產業內的頭部便開啟了各種資本化的運作，其中自然包括了對影評人拋出的橄欖枝。商務合作的流程無非兩種，要么是電影的宣傳方直接聯系影評人，或者是由一個資深影評人牽頭，拉著同行一起幫宣傳。
但無論哪種，都是以“利益”為前提的合作。
老郭便是最早一批商務影評人中的一員，“那時基本上活躍在線上的影評人都進入了這個（商務合作）模式，哪怕這兩年有些人不怎么寫了，但當年都是參與過的”。
最初階段，他每個月接到的商務類影評還只占稿量的一半，另外一半都是來自電影雜志、報刊的約稿。但隨著新媒體迅速上位，傳統媒體迅速“死亡”，老郭每個月接稿的天平開始更多向商務合作的方向傾斜。
據他回憶，這樣的轉折發生在2012年左右，正好就是網上爆發“紅包影評人月入過六萬”爭議的時間點。可見，一個行業或一群人的重大改變，從一開始就被外界清晰捕捉到了。
如今，商務合作已成了老郭每個月的主要收入來源。據他介紹，自己目前每個月的出稿量在20篇左右，其中有15篇是商務影評，其余是一些固定平媒的專欄寫作。
談起每篇商務稿的價格，老郭稱這么多年來都是一個固定價，“五百到一千不等”，加上雜七雜八的稿費，他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可以在兩三萬左右。
當然也有例外，最多的時候一次合作能拿到“五千到一萬”。但這樣的好事，往往都是出自一些外行的“跨界公司”之手。
“比如，前幾年一個有名的功夫電影，本身背后就涉及了一些傳銷、金融方面的問題；又比如，一個在電影圈玩票的富二代，為了捧紅一個女演員，召集一幫影評人吃個飯、幫忙做宣傳，人家本來就有錢。”
當被問到酬勞越高的商務合作是否對稿件的要求也越高時，老郭笑稱，越有錢的老板要求越少，費用越低的反而要求更多。
同時他認為，就算遇到心生抵觸的商務合作，多少還是能找到一些角度去講兩句場面話的。
“我也是做過記者的，寫那些不太喜歡的影評的難度，遠比寫人物專訪要低。”
02 鄉村教師的影評人生涯
你怎么都沒想到的是，這個用文字營生的中年男人，一開始進入職場時卻是與數字在打交道。
1998年偶然的一天，當時還在老家農村做數學教師的老郭，進縣城辦點事。在縣城里，他第一次看到了VCD盜版碟。出于好奇，他隨便買了幾張。不過當時的VCD機太貴，家里并沒有。他還特意跑到有放映設備的同事家里去看。之后，老郭徹底迷上了電影。
那時的中國，是屬于電影發燒友的最好時代。
90年代末，引進片來襲，VCD大規模進入市場，越來越多的普通觀眾可以第一時間接觸到，原本只能出現在雜志影評里的中外經典作品。伴隨著“電影”走下神壇，代表精英文化的傳統影評人陸續消失在大眾視野，一批迷影向的民間影評人開始無意識地滋生在全國的各個角落。
對于他們來說，接棒傳統就差一個可以自由分享觀點的舞臺。但很快，這個舞臺就出現了。
2002年的一天，他又偶然發現城里新開了間網吧。每次為了上網，光騎車來回就要100里路。通過網吧，他第一次認識了互聯網這個新生媒介。
在網絡瞎逛的日子里，他又結識到一群有相同迷影愛好的朋友。大家常常聚在論壇中自由討論電影、發表評論。久而久之，這個圈子中的意見領袖，也就自然成為了中國互聯網影評的最早開拓者。
老郭是一個標準的機遇主義者。他能精準地抓牢人生中的每一個“偶然”，然后順著時代的發展，成為自己心中一直向往的“自由者”。
就好比放棄教師的工作，一頭扎進電影媒體行業。
看上去是出于興趣愛好的使然，但其實卻是一個絕佳機遇下的現實考量。2004年左右，正好是一個在電影雜志工作的朋友告知他，公司有人離職空出一個崗位，問他要不要來試試。他二話沒說，就去這個雜志社當了編輯。
當問起為什么不做教師時，老郭干脆利落地回答：“教師很累，工資又低，每個月都入不敷出。”但電影媒體那時可是高收入行業啊，“剛入行的就能有五、六千，稍微勤奮點月入過萬也行。放到現在，也不過是這個水平。不過，十幾年前這就算很高的收入了！”
這次轉行，讓老郭以更加專業的身份，進入到北京的電影媒體圈。
有趣的是，同一期，曾經混跡在論壇里各路民間電影評論者，也不約而同地從五湖四海紛紛北上。他們慢慢凝聚成一個新興的影評人江湖，對未來有著無限的期待與野心。
干了兩三年的媒體工作后，老郭又來到了人生的另一個節點——做一個自由影評人。這依然是一次“計算”的結果。當發現傳統媒體行業日漸衰落，行業待遇停滯不前的時候，他毅然選擇放棄有穩定收入的正職，投身進入自由職業者的行列，成為了一名靠約稿稿費過活的影評人。
“完全的自由影評人開始于2008年，十年了。2008年之后，我就沒上過班了。”
憑著早年積累下來的人脈與行業經驗，老郭在影評人圈子內混得風生水起。據他介紹，剛開始自由接稿時，跟市面上90%的平面媒體都有過合作！每個月固定的雜志約稿就有二十多家，再加上一些報紙，平均月收入能達到兩三萬。這個數字，在十年前的北京，可以活得比較瀟灑了。
這段與傳統媒體合作的時光，是讓他感覺最舒服的日子。可以自由創作，自由表達觀點，零束縛，收入還穩定。如果可以一直這樣下去，固然是能提前步入小康了。
但時代的變革，從來都是不容喘息。資本的迅速介入，讓靠著傳統行業吃飯的影評人又面臨著一次抉擇。他們中有人選擇了轉行，但更多的人還是選擇轉型，成為靠利益交換為生的商務影評人，比如老郭。
“從一名數學教師到電影編輯，再到商務影評人，每一次改變我都很果斷”。
03 商務影評人的困境
2012年12月，影評人“木雕禪師”在微博上爆料：“今年影院上映電影？？八成虧本，然影評人賺得盆滿缽滿，有影評人月收入超過六萬？？”各大媒體隨即報道了這則新聞，立刻引發了全民的關注與討論。
其實早在幾個月之前，《南都娛樂周刊》就已做過一期有關中國影評人的深度調查，當時取的副標即為“紅包越收越多，評論越寫越假？！”
一時間，國內的商務影評人被集體推到了風尖浪口。
多年之后，再次聊到那樁“月入六萬”的舊案時，老郭表示根本就是一個不實消息。據他了解，2012年的時候，那批活躍在線上的那群商務影評人，拿到的“紅包”基本上都差不多，就算是那些商務牽頭的老江湖，也是跟大家拿同一個價，“大家都是一幫朋友，很少有人特別多。”
他還具體分析了一下：“平均一篇商務稿800塊，如果要月入六萬，一個月就要寫75篇。當時的中國電影市場哪個月能有75部電影上映啊，所以這肯定是不可能的，是開玩笑的事。”
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特別有名氣的大牌“網紅”，但老郭認為這些人并不能被劃入商務影評人的圈子中，“（拿得）特別多，說明人家能力更強，肯定也轉行了。圈子永遠在變，有些人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迅速成為頭部大號，有人還跟當初差不多，我們大多數人都和原來差不多。”
雖然老郭認為此事過于可笑與失實，但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影評人前所未遇的。
在那之后，世人更習慣稱他們為“紅包影評人”。一提到這個名詞，網上都是鋪天蓋地的謾罵與諷刺，不乏人身攻擊。
但老郭扛得住，甚至，絲毫不受影響，“看這些辱罵的時候，你一定要脫敏（指不敏感或無反應），但如果你過分敏感，就不知道該怎么生存了。”
同時，他還認為“收紅包”是一個影視行業最普遍的現象，“媒體圈的記者、學院派的教授，參加電影活動、研討會時都會收紅包的。”
此外，他還舉出，“紅包”只是商務中的一種。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利益交換”，甚至“大佬之間的心心相惜”等各種方式的合作。
在如今的資本大環境下，他認為幾乎沒有人能做到獨善其身，“這么多年下來，敢說從來沒參與商務合作的，絕對不超過5個，沒拿過的我是真服。”
老郭在交談中反復強調“影評人對我來說，就是份工作”，所以他的想法往往會更加的現實。就好比成為自由影評人后至今的8年里，他從來沒有為個人社保交過一分錢，“這是個數學問題，你60歲退休了，大概要活到73歲才能把交到的錢拿回來。我感覺自己活不到占保險便宜的時候”。
畢竟是數學教師出身。
一路過來，他總是善于利用自己與生俱有的實利主義來精準衡量各種得失。
不過，當我問起8年的商務影評人生涯，會不會讓他對這類“虛假”影評產生麻木時，他卻巧妙地避開個人的感受：“任何行業的老油條都會麻木，你也只能調解自己。”
不管他承認與否，商務影評人的影響力確實大不如從前。
第一，商務影評人對于電影宣傳片的價值越來越小。就拿老郭舉例，他的商務影評一般都在微博與豆瓣電影這些平臺上發布，但實際的評論數與熱度都極低。
據知情人士透露，如今行業內的很多宣發公司都開始減少與影評人的商務合作，更多的是一些剛入行、急需打出知名度的新公司還會采用這一模式。
第二，一味的說好話只會更加降低公信力。商務合作就意味著在前期口碑中不能打低分，最明顯的就是豆瓣評分。一些品質堪憂或者賣相不佳的國產片還未上映，評論區里就出現了這些影評人的交口稱贊。
隨著打分標準的日漸模糊，商務合作的痕跡越來越重，普通觀眾也不再輕易信任他們的評判。
其實不光是商務影評人自身的問題，整個影評人行業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方面，在這個“全民皆是影評人”的網絡大爆炸時代，所謂專業影評人的權威被大幅度削弱；另一方面，國內目前線上活躍的影評人中，大多數都是90年代末那批由民間影迷轉型過來的，論專業水平與藝術品味，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對此，老郭也對影評人這個行當的未來產生了一些擔憂。首先，他覺得未來是一個講究大數據的時代，“頭部電影的占比越來越高，一年生產1000部電影，可能其中十幾部電影就貢獻了90%的票房。到最后，有可能就會不再那么需要影評了。”
其次，他對國內的整個電影市場存在一絲疑慮，“90后的人數比80后少了30%，00后又比90后少了30%，沒有人口了，電影誰去看呢？未來手游、家庭影院、VR電影占據了主要娛樂市場后，又有誰會進電影院呢？到那時，大家也不再需要影評，看電影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種體驗。”
當問到有過再次轉行時，他笑著說先安穩待著吧，一來自己比較懶，二來身體也不是太好。目前的影評人工作，已經是他最滿意的“自由”狀態。
但老郭最后又補充了一句說：“轉變也不是不可以，我向來換行業、辭職啊，都很干脆的。”畢竟對他來說，影評人歸根結底就是一份混飯吃的行當。
對話結束后，老郭匆匆離開，他下午還有個看片的邀請。
筆者起身才發現，全本冷清的咖啡廳里已是密密麻麻，年輕人三五成群，出來覓食，吃完之后，他們又將回到寫字樓里，繼續討生活。
來源：我們有好戲 作者：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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